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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更新时间 - 责任编辑 - 董桂彬

原标题:与燃煤污染告别

北京平原地区已基本告别燃煤污染;最后一家国有煤矿今年年底将关停,结束北京千年采煤史

2017年11月14日,顺义区东水泉村,工作人员在村民家检查煤改电供热设备。记者 侯少卿 摄

2015年3月20日,被称为“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”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。记者 王贵彬 摄

2017年6月15日,宛平城,电力工人在进行煤改电工程施工,把电缆引入地下。记者 侯少卿 摄

2013年11月13日,东城区琉璃井煤厂,压煤机已经停止工作,工人们坐在一起闲聊。城区供热煤改电之后,煤厂日益冷清。黄月 摄

害怕吗?

时常有人问安二同,深入地下百余米甚至数百米,不见天日,是什么心情。

30年工作在“地面以下”,安二同退休时,他所在的木城涧煤矿也临近了它的尾声——1998年起,北京开始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,并向燃煤污染宣战。

“战争”延续了20年。到去年,北京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为6微克/立方米,相较20年前,降幅高达95%。

矿上的工友相继离开,老旧平房院里的煤棚拆掉了,锅炉房不再烧煤。环保执法队员“登高查烟囱”的频次减少,更优的技术和能源成为了煤的替身。

煤炭,逐渐淡出我们的取暖记忆。

千年采煤史即将结束

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,门头沟山体岩石裸露甚至山体被挖空。进入新时代后,门头沟被赋予了“生态涵养发展区”的新功能定位,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、500多家非煤矿山、砂石厂。

“不恐惧,也没时间恐惧。”

安二同每次都会给出这样的答案。39年前,他第一次在门头沟木城涧煤矿下井。穿上井下靴子、工服,戴着安全帽,感觉井下挺宽敞。没有“路灯”照明,一人一个头灯,只能看清眼前那“一亩地”。

虽然矿井内漆黑一片,但他很自豪,“到矿上当工人了”。

木城涧曾是京西最大的煤矿,1952年建矿投产,年产能最高时达170万吨,职工最多时达7400多人,建矿以来,已为国家贡献了煤炭资源7000余万吨。

北京采煤素有“发轫于辽金之前,滥觞于元明之后”之说。西部的门头沟,曾是中国五大无烟煤产地之一,以煤炭为核心的矿业文化,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。

安二同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。1980年,他26岁,来到木城涧煤矿,成为一名矿工。

矿上实行早、中、晚三班倒工作制,半个月一轮换,在井下一待就是8小时。矿上远,在井下也不能随时上来,大家都自带“班中餐”。“我们喜欢带点儿火烧和馒头,一般是好拿不会洒的食物。”安二同回忆起旧时,大家虽然拿定额工资,但积极性都很高,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。

那会儿,一个馒头4分钱,一天的工钱是“2384”:2块3毛8分4。

井下很“热闹”,大伙儿各司其职,掘进、回采、运料、装车,还有专门的安全员。8个小时一晃而过,大家都满腔热血,黑黝黝的脸上总挂着笑,不觉得累。

从井下上来,回到地面那一瞬,安二同总会跟自己说一句,平安回来了。这一干就是30年。

10年前,安二同开始退休生活。

1960年到2007年,门头沟地方原煤生产量在北京市煤炭终端消费量中平均占比63.5%。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,山体岩石裸露甚至山体被挖空,门头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后来,随着首都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定位的战略性调整,门头沟被赋予了“生态涵养发展区”的新功能定位。

一场告别矿井、修复生态环境的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。

去年底,木城涧煤矿关停,彻底成为记忆。荒芜低沉的矿区让安二同倍感失落。“以前一大清早矿区里车水马龙,如今没有人烟,很不舍。”木城涧成就了安二同,这“沉淀亿万年的乌金”,承载着矿工们的青春。

至今,门头沟区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、500多家非煤矿山、砂石厂。门头沟最后一家国有煤矿大台矿也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关停,这意味着京西甚至整个北京将彻底告别自辽代至今上千年的采煤史。

再也不用“囤煤过冬”

2003年至2013年,北京持续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老旧平房“煤改电”。“煤改电”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,降低取暖成本。虽然电比煤贵,算上政府补贴,还是有实惠。

有了蜂窝煤和土暖气,就有了整个冬天。煤从矿井里出来,一部分被送到各个煤站加工,再走进千家万户。

煤粉和上水,用蜂窝煤机一按压,一个外圈8孔、内圈4孔的蜂窝煤就做好了。

生火时也有讲究,先用废纸把劈柴引燃,再用火钳把煤夹到炉子里。一开始总烟熏火燎的,慢慢煤变得红火,亮堂的炉子总让人满足快乐。

炉子生好火,放上一壶水,整个屋子变得暖和又湿润。

8月下旬的一天,北京有了初秋的模样。90岁的郭奶奶,站在院子口晒太阳、剥洋葱。

她家住在东城区东厅胡同,大约3年前,东厅胡同启动煤改电。

郭奶奶手指着一处空地说,瞧,那儿以前是煤棚。每年9月,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囤煤过冬。郭奶奶家一个冬天要烧500块煤,她感觉很麻烦,“每天早起先用劈好的柴笼火,还要不停换煤,火不能灭。现在就一个开关,冷了就开,方便多了。”

煤棚“旧址”现在空荡荡,旁边绿植正盎然。除了更便利,郭奶奶觉得,煤改电后,煤渣没了,环境干净不少。

干净,也是谢蓓的感受。

她住在西城白纸坊清芷园社区,家里有5间屋子。2013年,这片儿启动煤改电。

往年冬天烧煤,一年下来得用6车,每车400块煤。

“还不能一次上齐,没地儿囤。”谢蓓说,以前为了存放蜂窝煤备用,家家户户屋外都有简易煤棚,一般用砖头简易砌一个,四四方方类似于小杂物间。“以前从来不敢在院子里晾衣服,太脏了。”谢蓓仿佛又闻到了当年刺鼻的煤烟味。

她笑言自己不会烧炉子,结婚之前是父母帮忙烧,婚后,这活儿轮到了爱人。环境也让人头疼。家家户户烧着炉子,整条街都乌烟瘴气的,地上遍地煤渣。

用电取暖后,一个冬天下来,花费跟之前差不多,大概4000元左右。虽然电比煤贵,算上政府补贴,还是实惠了不少。

2003年至2013年,北京一直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的老旧平房“煤改电”。按照政策,“煤改电”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,即调低低谷电价,降低居民用电取暖成本。

除了在夜间取暖时享受较低价格,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。2013年后,农村地区启动煤改清洁能源。

换言之,北京民用散煤的治理,是把核心区的经验,逐步往外辐射推广的过程。其间,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升,大家渐渐改变生活习惯,为环境改善出力。

燃煤发电成为历史

1998年开始,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。2009年起,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。随后,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,至2018年底,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。

知春里锅炉房和中关村知春分校紧挨着,像一对“难兄难弟”,共生共存。

锅炉房给周边45万平方米供暖,有3台20蒸吨的锅炉。往年一个供暖季需要用八九千吨煤。

煤就放在室外,虽有苫盖措施,囤煤和锅炉上煤的时候,总得掀开,尤其每天上煤到煤仓,需要三四个小时。风一刮,黑尘满天。知春分校新闻发言人肖文记得,锅炉紧挨着学校办公室。不光是采暖季,囤煤的时候也很脏,起风时最严重,窗台上、桌子上一层黑,平时都不敢开窗。

“2013年煤改气后,学校是直接受益者。”肖文说,锅炉房不烧煤了,全部换成清洁能源天然气。以前的煤堆消失不见,黑乎乎的窗台成为记忆。以前虽有影响,不过跟锅炉房关系一直不错,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。

锅炉房马站长如今还从事供热工作,煤改气后他轻松不少,“如果天儿不好,再没人怪到我们身上了。”煤改气虽然提高了能源成本,但政府有补贴,工作环境也好了,马站长挺开心,以前工服一会儿就黑不溜秋的,锅炉房里全是灰。

长期以来,我国保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,超过80%的煤是直接燃烧使用,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和烟尘,造成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。除了家家户户的民用散煤治理,燃煤电厂和各类锅炉,是北京燃煤源污染控制的两大抓手。

1998年开始,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。2009年起,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。随后,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,至2018年底,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。

煤改气的路途中,少不了企业参与。

2017年,燕京啤酒厂180蒸吨锅炉全部完成煤改气改造,告别燃煤。

赵伟算了笔账,煤改气后,每年运行成本增加8000万元。他是北京燕京啤酒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装备部部长,长期分管环保。“作为国企,要承担社会责任,作好表率。”近年来赵伟发现,企业应急生产的次数少了,证明天越来越好了,“我们要留一点蓝天碧水给下一代。”

有了清洁能源还不够。最近他们正在评估,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发挥最好的效果,从而进一步降低排放。

实际上,这种末端治理手段,起初广泛运用于电厂。

煤改气前,北京地区电厂以除尘、脱硫等改造为主。2010年,北京启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设,2015年,四大中心陆续投入使用,2014至2017三年间,北京削减燃煤量约850万吨,并彻底结束了燃煤发电历史。

跟煤烟型污染作战20年

2013年,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,启动“零点行动”——夜查。虽然查得严,罚得狠,企业如果改造也会有资金补助,为了鼓励改造,北京持续制定、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。

以往每年采暖季前几天,晏向阳都跟队友选个高楼登高瞭望,看哪儿有烟囱冒黑烟。他曾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。“登高会带上倍数较大的望远镜,哪儿黑烟直冒就赶紧找人去查。”1998年开始,环保部门每年都派人登高查黑烟囱,直到后来北京推广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后,登高频次才逐渐减少。

“登高”颇有仪式感。几年前,每年采暖季首日,北京市政府、有关部门及各区相关负责人也会登上中央电视塔,查看有没有烟囱冒黑烟。

这也是告诉人们,采暖季来了,该上的清洁设备得上,不要有侥幸心理。

“一开始真有冒黑烟的,后来就越来越少了。”除了登高瞭望,2013年开始的“零点行动”也让晏向阳记忆犹新。

2013年,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,启动“零点行动”——夜查。冬天取暖,晚上负荷最重,加上夜里容易疏于监管、偷工减料,是检测企业是否超标排放的重点时段。

那会儿总是环保监察人员加上监测人员一起,深夜12点出去,快天亮了回来,大家都冻得够呛。

偶尔还遇到棘手情况,企业大门老有狗大叫,有时候企业不配合连大门也进不去,需要反复协调。还有的企业“临时抱佛脚”,看到检查的来了赶紧上设备加材料(往碱池里加碱),不过为时已晚。

晏向阳说,虽然查得严,罚得狠,企业如果改造政府会有资金补助,“胡萝卜”和“大棒”相结合。为了鼓励改造,北京持续制定、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。

1998年开始治理燃煤污染至今,北京跟煤烟型污染持续作战了20年。20年,是7300多个日夜的久久为功。除了政策保障,还有一帮人为政策落实保驾护航。

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张中平也是北京治煤的亲历者。

“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改造的先例供我们参考,只能边干边摸索,摸着石头过河。”张中平说,多年来压减燃煤,每一个政策中的每一个细节,都经过了反复酝酿和协调。

计划怎么定、每年要改多少、能改多少?需要经过大量评估调研,这些跟气源、电力设施以及当前相应的配套保障密切相关。然后,看大家愿不愿意改,如果不愿意,是否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,比如资金不足,或者施工条件困难等。

最终,还要看改后的效果,大气污染治理到底有没有实现减排。

“只要定下来目标,气源过不去,我们帮你找,路过不去,我们帮你想办法。”大到资金鼓励政策、小到工程节点,每一次进展,都是多个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,张中平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现场,开过多少个协调会。“每天去两三个现场,一年下来要跑上千次。”

最难的莫过于燃气管道的铺设,路由选址尤其艰难。有的管道要穿河流、穿公园,需要得到相关部门审批,有的在山区,管道根本上不去。

一个变化让大家欣喜。

以前推广清洁能源改造的时候总有不理解的声音,有人问,我祖祖辈辈烧了这么多年煤,凭什么让我改?如今,有人问政府部门,别的地方都煤改电了,为什么还不给我改?

晏向阳和张中平都认为,这是公众对压减燃煤工作的理解和认可,也说明治理有了成效,给大伙儿带来了幸福感。

“人的转变,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”安二同愿意把人们对燃煤治理的误解,交给时间来解决,“现在大家体会到变化,也不愿意再烧煤了”。

退休后,安二同每天都去矿区转转,跟老工友聊聊天。

“现在天儿多好啊,改对了”。

记者手记

多年来,北京的大气治理伴随不少质疑。

以燃煤治理为例,企业不理解,有抵触情绪。尤其是排放达标的企业,更不理解为何要花更多的钱改成清洁能源。

老百姓对煤有感情,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。加上用电的成本高,更不愿意参与治理。

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北京治理燃煤的历程,可以说非常“不容易”,措施也“超常规”。

起初法律法规、标准以及经济鼓励政策等都不完善,只能呼吁大家主动参与。

2012至2013年,雾霾空前爆发,空气质量指数动不动就“爆表”,PM2.5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,成为主要污染物,成为众矢之的。

人们谈PM2.5“色变”,开始变得恐慌。2013年,北京向PM2.5宣战,出台了史上力度最大的法规标准和减排措施,经济鼓励和严格执法相结合治理燃煤污染。可以说,2013年后,尤其是第一个清洁空气五年计划期间,北京一直以超常规手段治理大气,5年干了10年的活儿。

人们开始理解,环保并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儿,需要多部门协同。大气治理也不是北京自己的事儿,需要区域协作。

人们也逐渐意识到,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,治理大气污染、改善生态环境,需要从自我做起,比如少开一天车。

北京目前还剩下多少煤?一部分在远郊山区,属于民用散煤,大概200万吨,将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改清洁能源。

其次,北京水泥厂和琉璃河水泥厂,因为涉及危废和飞灰处理,这两处还在使用燃煤。燕山石化有一台燃煤锅炉,计划今年底淘汰。另外还有停机备用的华能燃煤机组,其余基本都清理掉了。

不过,目前剩余的这部分燃煤主要是保障城市的基本运行,减排空间有限。

过去多年,燃煤作为主要能源,给城市带来飞速发展,也付出不少环境代价。

如今,是时候让你我的城市焕然一新了。(记者 邓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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